物极必反，狂欢式的微信红包反而抑制了社交

红包全民狂欢盛宴，对于中国的社交网络来说，极有可能是一种饮鸩止渴的自杀式行为，而不是促进其走向健康繁荣的，被腾讯、阿里们视为擢取用户注意力的新范式。

红包解构了传统文化，变成了轻佻的“调情”工具

在羊年春节期间“红包”游戏的靓丽数字和引爆的民众与参与企业的热情，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一段时间，就像已经变成牛皮鲜和背景音的春晚一样，会成为节假日的标准配置。

但是笔者谨慎悲观的认为，红包将会抑制人们使用社交工具的参与度，而不是相反。

红包作为一种商业化的工具，连接了人与人之间的金钱交换，泛滥在 微信 里的红包，把原本相对比较弱的关系连接，强行转化为一种强的关系连接。

这种连接关系强弱的重构是因为在社交网络参与者之间产生了实质上的利益交换，还是赤裸裸的金钱交换。

对于任何社交工具而言，如果你想毁灭它，方法很简单，那就是让它迅速的满足人性底层的贪婪欲望：懒惰、不劳而获、天上掉馅饼、一夜暴富。

很可惜，带着中国传统文化面纱的新红包，在社交网络的支持下，天衣无缝的契合了这些人性之恶。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互联网范式的红包时基于社交弱关系的金钱交换，已经完全解构了中国传统文化所赋予的红包的基础意义。

在互联网范式下，红包变成了一种轻佻的调情工具。

当然，我并不是说是严格意义上的调情工具，但是红包被新赋予了含义：施舍、调侃、刺激、娱乐、勾搭、乞求、炫耀、示威、意淫……

令人惋惜的是，这样的红包是在一个相对能够构成稳定的社交群落里发酵。

按照英国牛津大学人类学教授罗宾·顿巴(Robin Dunbar)在1992年的一项研究成果。人类的社会结构表现为，当某个圈子的规模500是一个极限，这种极限是因为，这是依靠共同语言维持基本交流的最大数。

这也是微信的群的规模限制在500人的理论依据。

作为一种轻佻的社交工具，红包显然对于稳定的社交结构具有明显的摧毁作用。

最为明显的摧毁作用是让社交参与者在虚拟的世界意识到自己的不同：现实的身份地位影射到网络上，鸿沟依然不可跨越。

社交网络中，基于共同话题或者兴趣而自然形成的群落，是依靠几个核心节点连接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是依靠几个核心社交活跃用户连接起来的。

平时社交网络的活跃度主要依靠这些活跃节点人物。

但是红包的出现，最为直接的结果是损害了这些活跃节点的活跃性——如果他们的红包规模和频率与此前他们的活跃度不成比例。

我相信，考虑红包规模和频率，这种不成比例的概率是大概率事件。

无奈，在当下的主流价值观中，我们这个社会还是主要凭借金钱和地位评价一个人。虚拟的社交网络也概莫能外。

这显然会抑制社交网络的活跃度：改变了社交参与者的基础评价以及抑制了活跃节点者的活跃度。

这种损害时长期的，且不可修复的——尤其是当社交网络的参与者意识到每个节假日红包施舍和乞求都会成为标准配置，选择沉默或者退出，恐怕是必然的选择。

基于共同语言（话题、兴趣）形成的社交网络将会被彻底解构，并因此瓦解，或许一个个占满铜臭的新范式在形成，让社交参与者重新回到充满冷酷和陌生以邻为壑的现实社会。

对于微信这样的应用而言，其红包火爆程度之所以远超支付宝、微博，关键在于这是第一次大规模的弱社交关系变现：在这种变现中，考验着人性，也考验着关系的强弱。

之后呢，重新建立的社交关系以及重新评估的连接强度，如果真的演变成以利益交换为基础，逃离和沉默的社交参与者，将成为巨大的社交网络背景。

这种损害对于微信的损害要远远的大于微博，或者支付宝。

因为红包结构的微信的基础的社交网络结构：一个个以真实的强社交和弱社交关系形成的小微社交群落。

对于支付宝而言，他只是需要强化他对支付工具的认知即可，本质上无需社交，这一点支付宝鼓励人们把红包口令分享到微信的世界，可见一斑。

我谨慎的认为，任何损害社交参与者之间弱关系的社交应用都会抑制社交，红包，则是这样一种工具。